从“红色牧师”到开国大典的见证者，余心清的人生轨迹如同一幅统一战线史的生动画卷。作为民革前辈、新中国首任典礼局局长，他集多重身份于一身：受过神学教育却以“红色”闻名西安期货配资，曾为国民党中将却因策动起义身陷牢狱，是冯玉祥的儿女亲家，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……他的一生，堪称统一战线史上的传奇。
余心清
布道坛走出的“红色”教育家
余心清1898年出生于安徽合肥，祖籍巢县，与冯玉祥将军故里相距仅十余里。他自幼聪颖，却因家贫几度辍学。1915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考入美国人开办的金陵神学院，四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，取得牧师资格。
余心清的首个布道点在江西。他身材颀长、口齿伶俐，布道别具一格——不仅宣讲教义，更力图唤醒人们为幸福和安康而努力。
1922年，他在河南基督教青年会夏令营的演讲声情并茂，抓住了所有听众的心，也引起了素有“基督将军”之称的河南督军冯玉祥的注意。冯玉祥特邀这位同乡到军中布道，后邀请他做自己部队的随军牧师。从此，余心清步入军界、教育界及政界。
这位随军牧师与众不同。他并不满足于传播基督“福音”。每次布道，他都在宣讲教义的同时，讲述中国现状、世界大局，以及军人肩负的拯救国家、解民于水火的责任。他的演讲极大地激发了西北军将士的爱国热情，“红色牧师”之名不胫而走。
1923年，受唯爱主义影响，冯玉祥在开封南苑创办培德中学，让官兵子弟和阵亡将士遗孤免费入学。25岁的余心清被特聘为校长，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。他还说服冯玉祥办起妇女学校，将军官家属组织起来学文化、学缝纫、学医护，这些措施在后来战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1924年秋，余心清赴美留学，入哥伦比亚大学行政系深造。回国后，他担任开封训政学院院长，为冯玉祥部队培养了一批行政管理人员。此后他又调任山西汾阳铭义中学校长，亲手制定了“苦读、苦练、苦做”的校训。他告诫学生：“外有强敌压境，内有民贼压榨，四万万同胞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边缘。你们必须苦学本领，苦练身体，苦干革命，随时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担。”后来，这所学校的不少学员成为西北军骨干，有些人如彭雪枫将军等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战火中淬炼的民主战士
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，余心清衔冯玉祥之命，奔走各地联络抗日力量。1933年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举起大旗，余心清任总务处长兼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厅长。当全国人民为同盟军收复多伦等地感到振奋时，国民党当局却以“破坏国策”为名，调动重兵围攻。在“中央军”和日军的双重打击下，同盟军功败垂成。此后，余心清参与“福建事变”，担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经济委员会代主席。事败后遭蒋介石明令通缉，流亡日本。
1935年，余心清冒险回国，继续从事反蒋活动。中国共产党对他的爱国行动十分赞赏，主动与他联系。七七事变后，在中共中央军委联络部指导下，余心清肩负起在原西北军高级将领中开展统战工作的任务。他利用与山东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的旧谊，出任政训处中将处长，聘请张友渔、黄松龄、齐燕铭等知名教授为教官，吸引了上千名平津流亡学生和许多中共党员、民先队员考入训练班，结业后成为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。
山东沦陷后，余心清到重庆任行政院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，在抗战期间难民规模空前的形势下，他廉洁奉公，努力开展救济工作。1944年，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，余心清参加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，与共产党员徐冰等直接联系，积极投身民主运动。
“天亮以前，要把恶势力扫光”
抗战胜利后，内战阴云密布。1946年一个雨夜，余心清与冯玉祥、李济深等人在重庆召开秘密会议。他第一个发言表示，中国抗战“赢得一个惨胜！今天正是休养生息的时候，蒋介石却偏要一意孤行打内战。希望大家能共同商讨出一个挽救国家民族命运的办法来”。冯玉祥在最后的发言中，希望余心清去北方做工作。
行前，余心清向周恩来、叶剑英请示，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可能把北方“杂牌军”争取过来，孤立蒋介石。1946年9月，余心清到达北平，以孙连仲为切入点——此人是冯玉祥旧部，此时恰好主政北平，并主动邀请余心清前往。余心清借此机会积极展开民主活动，争取孙连仲起义。在余心清的努力下，举棋不定的孙连仲表示愿与中共洽谈。余心清当即打电报给周恩来说：“孙决心合作，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。”然而不幸的是，地下党的秘密电台被敌人侦破，一份写在香烟盒上的电稿未能及时销毁。1947年9月26日，余心清被捕入狱，被押解到南京老虎桥监狱。南京民谣云：“老虎桥，门朝北，十人进去九成鬼。”
余心清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他在狱中写道：“全国的人，都不愿打内战。国家的人力、财力，也不许打内战。”1948年5月27日，他写下了著名的遗嘱：“中国在黑暗中，我死在黑暗里。黑夜不会太长，独夫就要完场。朋友们！不必为我悲伤，天亮以前，要把恶势力的残余扫光。”1949年初，经中共地下党大力营救，余心清终于获释。他将狱中见闻写成十余万言的《在蒋牢中》，在港报连载并出版，后多次再版。
天安门城楼上的历史见证
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胜利后，余心清应邀自港北上，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。他曾受到毛泽东的单独接见并共进午餐。1949年9月，新政协开幕，余心清作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代表，出任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，会上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。他与李锡九等人筹设民革北平分会，积极推动组织建设。
1949年10月1日，余心清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余心清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、典礼局局长、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、国家民委副主任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等职。他曾到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大会，到苏联等国访问。在政务院的一次干部会上，周恩来动情地说：现在各部门都在叫干部不够，可是像余心清这样的人才，我们却是求之不得的。
1981年3月13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刘澜涛、平杰三、张执一共同撰写的纪念文章《我党的挚友余心清同志》。文章指出：“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许多和我们党合作共事的朋友……无论是在我们党顺利发展的时候，还是在遭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，总是始终如一地信任我们党……这种患难与共的真情厚谊，永远值得我们珍惜。”
余心清的一生西安期货配资，诠释了什么是“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”。他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真情厚谊，是统一战线史上不灭的灯火，永远照亮民革后人的前行之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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